1912年后,政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以激进党和社会党为代表的反对党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政治生活中的角色转变。阿根廷政党竞争的形成和选举制度发生变化,使寡头政治体制在关键环节上出现断裂,最终引发了阿根廷政治体制上的巨大转变。寡头政治体制逐步转变为政党政治体制。新的政治体制具有多元、竞争和开放的特征,而政党竞争的不成熟性直接导致了政党政治体制的坍塌。从政治力量的存在来看,现代政党的出现冲破了阿根廷的一元政治,使之转向多元政治。188年,土地寡头结束了阿根廷政治动荡时代,实现了初步稳定。直到19世纪末,寡头政权的地位几乎不受任何挑战,虽然存在着叛乱,但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土地寡头为了长期独霸政权,组建了各地保守党的联盟,即民族自治党。民族自治党一方面运用官方的联邦干预权和对地方的监察权力,另一方面私下采用贿赂、恐吓等手段阻止反对派的出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出现了青年公民联盟、公民联盟、全国公民联盟、激进党、社会党、共产党、进步民主党等多个政党,作为民族自治党的反对力量出现。在培尼亚法的积极影响和各政党的努力下,阿根廷政坛上出现了多元化政治结构。1912年培尼亚法的颁布意义非凡,它反映了寡头接受了新形势下的政治结构,同时也接受了政治体制中的新政治力量。由此,单一的政治局面被打破,多元政治取而代之。

    从政党对政权的参与角度来看,阿根廷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政治独占向政治竞争的过渡。政党竞争期间经历了1916年、1922年和1928年三次总统选举。1916年的总统竞选中,主要反对党激进党获得了45·59%的选票,取得大选的胜利,进步民主党得票13·23%,社会党得票8·88%。民族自治党的松散联盟趋于解散,多数保守党成员加入了激进党。1922年,激进党获得了47·75%的选票,进步民主党得票8·31%,社会党得票8·96%,到1928年,激进党获得57·41%的选票,反对个人效忠派得票10·63%,社会党得票4·49%。这一时期政党成为阿根廷政治的主体,政党竞争成为阿根廷政治的主导形式,直到1930年军事政变终止了激进党的执政。乌里布鲁建立军政府,镇压反对党,禁止反对党集会,解散所有反对政府的政党。

    从政治体制的性质来看,政党竞争促进了由封闭政治体制向开放政治体制的转变。寡头政治体制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寡头集团内部保持相对的稳定性,经济利益决定了寡头不愿也不可能吸纳民众作为民族自治党的基础,除非形势紧迫不得以而为之。不过,寡头体制显然有别于君主制,寡头体制中政府的权力属于少数人而不是某个人。少数人手中权力也不是永久凝固的,同样在代表不同利益的寡头派别之间交替。当然,这种把握权力的松动和权力的转移,仍限于寡头内部之间,不会冲破寡头政治体制的大框架,政治权力是寡头集团的专属品,决不允许其他人染指。1912年后,任何政党可以在法律框架内参与自由公正选举,追逐并获得权力。阿根廷政党竞争体系结束了封闭的政治体制,开辟了通向政治权力开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