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阿根廷的历史,虽然经济蓬勃发展时期带来了政治民主化转变,但却总是不能持久,甚至反过来危及经济发展,有学者将其称为“民主痉挛症”。国内学者也从诸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政党是民主政治中的必要条件,而从政党角度来研究阿根廷政治不稳定性的成果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以政党为研究对象,分析阿根廷政党首次进入竞争体系所表现出的特征和政治体制的转变,以此来理解阿根廷政治体制的脆弱性及阿根廷日后的政治发展态势。

    19世纪下半叶以来阿根廷经济持续增长,其社会经济特征可以归纳为三方面:农牧产品出口、大土地制度和移民的大量迁入及外资的流入。这三方面特征以初级产品出口为核心,相互联系和影响,并从根本上塑造着阿根廷政治和社会的演进方式。阿根廷现代政党的出现和发展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是19世纪末阿根廷政治领域出现的重大变化,为日后政党政治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出口经济是阿根廷经济和社会的核心,决定着政治的特征。阿根廷独立后被逐步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根据自由贸易和比较成本优势原理,向中心国出口温带农牧产品,如小麦、玉米、亚麻子、兽皮、羊毛和牛肉等,而工业品则依赖进口。同出口部门联系的密切程度决定了财富的多寡和政权的起伏。

    出口经济的延续甚至强化了阿根廷的大土地制度,原因在于粮食作物和畜牧产品的生产离不开土地,出口的蓬勃发展促使土地升值,地租上涨。土地代表了财富,占有更多的土地意味着占有更多的财富,由此形成了实力雄厚的土地寡头。

    为了确保出口经济所带来的财富流向,土地寡头通过政治独占的方式,保持同出口部门的密切联系,以实现经济独占。1880年后,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和畜牧主利益的民族自治党(PartidoAutonomista Nacionalista, PAN)独揽阿根廷政权,控制着包括农村经济、出口等所有国家事务,并掌握着出口经济的利益。“共和国总统和民族自治党的领袖往往由同一个人兼任。”民族自治党实质上是各个地方保守党的联盟,对民主政体的发展毫无建树而言。出口经济在国内不断扩张和膨胀,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量外出寻求生活工作机会的劳动力供给一拍即合,形成了阿根廷历史上规模庞大的移民浪潮。移民的涌入使阿根廷人口激增,构成了中产阶级的外延。移民的到来使社会职业多样化,从业人员数量增加,其中商业、公共管理、法学、教育、艺术、科学、文学等7种职业的人口数量显著增多,构成了最早的中产阶级主体。19世纪上半叶以来,简单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母体中正孕育着变化的因子。